李天佑（1917-1981）。李天佑先生，山东省章丘县人，1917年古历12月出生于山东章丘县闫满庄，小的时候在家乡私塾读《四书》、《五经》，15岁跟随父亲来到河南省永城县，不久考入县立小学，一年后又升入县立初级中学，直到毕业。1935年秋到北平，入弘达中学高中部，次年，应家里的要求回济南，考入省立济南师范，1938年秋在陕北公学读书，1947年转到徐州女子师范工作，徐州解放后，领导徐州女子师范的复校工作后，于1949年初来到济南，经济南市文教局分配到济南师范工作，自1951年一直在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1981年8月1日，因病在威海疗养院逝世，终年仅64岁。
李天佑先生生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水平高，在研究农民战争史、明清史这一领域颇有建树，在史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在山东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任山东师院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还担任全国农民战争史理事会理事等社会兼职。
早在1952年初，李天佑就在济南市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盟大家庭中的一员，在盟务工作中，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后被选为山东省民盟委员。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还积极领导盟务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把民盟精神融入到教书育人中，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个盟员高度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李天佑在青年时期就非常爱国，1935年秋在北平弘达中学高中部读书时，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时局的变化、爱国运动的高涨使他在认识上起了很大变化，开始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在山东省立济南师范上学时，正赶上中国民族大危机，全国掀起救亡高潮，他在济南经常阅读救亡书报，尤其热爱看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办的刊物。1938年秋去陕北公学读书，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他在这里较早的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学习展开了他个人历史上新的一页，他更加关注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开始参加革命学习，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信念。接着延安的形势紧张，部队要南移，不巧的是，他在这时生了场大病，不适合转移，后来就留在了西安，在青年救国会工作。后来，又辗转到了河南邓县、重庆，1943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当时的复旦大学地下党很多，活动也很频繁，他在这里接触了很多的进步人士、进步书籍，思想进步得很快，不久就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应邀到重庆谈判，为了欢迎毛泽东一行人的到来，李天佑在学校地下党的指导下，组织学生运动，在校园里贴满了“欢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标语，并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主题，在各个系掀起座谈会，影响很大，连蒋介石都有些害怕。随后，他又邀请毛主席重庆谈判顾问团的成员之一李澄之先生到复旦做演讲，这事在重庆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同时也被特务盯上。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学生运动开展的更加轰轰烈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李天佑作为复旦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加之以前做过的革命活动，被反动派所忌恨，上了特务的黑名单。1947年5月上海当局开始对各个高校的进步势力进行逮捕，李天佑在复旦大学被抓捕的十八人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5月中旬的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特务冲进了他住的宿舍，幸运的是，他那天因为下雨住在上海的家里没有回来，让特务扑了空，也因此逃过了这一劫。后来，在恩师顾颉刚和同学胡绳武的帮助下，逃离上海，并由顾颉刚介绍到徐州女子师范工作，徐州解放后，在徐州军代表马骥的邀请下，领导徐州女子师范的复校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复校工作后，因不愿担任领导工作，想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就来到了济南任教，在山东师院一干就是30多年。
如果说李天佑为了革命工作，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的话，那么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付出的则是他毕生的精力。在他眼里，上课是一名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教师的第一职责就是教学，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心把学生培养好。正是基于这种对职业的热爱，教书育人就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老教师，虽然对所教授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每次上课前他总要认认真真的备课，像上新课一样，不断的增加新知识点、新内容，力求做到细致全面。他不光重视教学内容的更新，也非常注意对自己知识的更新，总是把最前沿的知识及时的传授给学生，不像有的老师一本教案用上一辈子。他常说：“师范生将来出去是为了教书，我误了他们，他们就会误了别人”，言语很朴实，但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良心与责任。虽然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每次讲课之前都要在心里把教课内容过一遍，努力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有时候是早上前两节的课，他6点钟就起床，坐在那一动不动的思考教学的内容，几十年如一日。他把教书备课当成一种责任，他说：“这是对学生负责，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正是课前做了充足的准备，讲起课来就像江河一般滔滔不绝，内容的充实加上吐字清晰，条理性强，使他的课听起来生动活泼，意犹未尽，在院系里是有口皆碑，深得师生的好评。他不仅书教得好，对学生也关心体贴，生活上无微不至，尤其是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每次去他家，他总会千方百计的留下他们吃顿饭，虽然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包含的却是他对学生深深的爱，至今他的学生谈起来，还是难掩感激之情，他将人们常说的“师如父”这句话诠释的淋漓尽致。
李天佑先生生性爽朗，为人耿直，从不说谎，也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他说：“要讲讲将当面，要讲讲真话”，即使在“文革”中，他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高压威逼之下也从不违心得诬赖他人。因为他不愿意冤枉好人，被外调的人打的嘴角流血，他依然实话实说。在“文革”中，他也遭到了迫害，可他仍旧保持乐观的心态，告诉家人和身边的亲朋要什么事情都会过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就是怀着这种对党的这份忠诚，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表现了一个民盟盟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和执着。
李天佑教授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他每门课都有自己的讲稿，并且讲稿年年改，还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他注意借人之长，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出适合师范生学习的教材，强调其实用性，铅印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古代史稿》教材，使文革前后的学生都大受其益。他还极具开拓精神，在其主持下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了一门很有特色的课“山东通史”。李天佑重视教书育人，还特别爱惜人才，他因病离世，最后的心愿就是争取为山师留住两个人才——姚太忠和蒿峰。姚太忠是当时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的，非常勤奋努力，有独自挑起大梁的能力，他就希望可以把姚在泰安的爱人调过来，为教研室留住这个人才。蒿峰是77级的学生，在山师读书时，就已经通读明史，是一个难得的可造之材，希望院系领导可以把他留校任教。这也看出他很有远见，对学校的长期发展很关心。
在科研方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写过许多主题思想明确的文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用笔做武器，宣传抗日的爱国思想，发表过《论抗战中的商业资本》、《日寇在东北的残酷统治》、《袁世凯是怎样摧毁民主政治的》、《卢沟桥事变的经过》等文章。另一个是关注山东地方史的研究，他是这一领域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最早带着学生去大莘庄、大汶口等地去发掘，他说：“这是老天爷赐给山东的财富，山东地方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作用很大，山东有自己的特色，是儒学的发源地，研究山东地方史，会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还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领着学生搞山东地方史的调查，形成了一些调查报告，后因为“文革”而耽搁下来，山东地方史作为山师研究的工作重点之一，不能不说是有他的功劳在里面的。后来安作璋先生主编了《山东通史》一书，可以说完成了他们教研室多年来的夙愿。李天佑最重要的科研成绩还是在对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一是对明清时期的人民斗争的研究，上世纪50、60年代，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对于这句话的真正理解是需要有一定认识的，对人民斗争的研究，是他对人民革命的一种认识，能够较早的关注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一领域的发表的著作、文章主要有《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关于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等，其中《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一书到目前为止是研究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的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本著作，对后人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对明清官制的研究，这在国内是起步比较早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明代的内阁内监与君主专制》和《论明代的内阁》，后一篇是在参加我国“文革”后第一届明清史讨论会上做为重点发言的。这两篇文章至今仍是北大、人大、南开、复旦、南大、华师等国内著名高校，教授明清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还有一些著作，如《明清史话》、《明代政治史》因病没有完成，不能不说这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他的一生都在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即使在病危的时候，心里想的依旧是他的学校、学生和教学。在住院期间，他每天坚持看看书、写写东西，希望能早日回校上课，还给即将毕业的77级学生出毕业论文参考题目，医务人员让他好好休息，他说“我能干，脑子又没坏”。“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他充分领会会议精神，说：“到了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报效祖国的时候了，我一定好好配合治疗，好回去上课”，直至去世前一小时，他还在叨念着：“我一定配合治疗，78级还有课呢”，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把工作放在生命的第一位的好教授，带着再也不能回校上课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终生热爱的教育事业。他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校领导为了弥补他的遗憾，特地连夜将老人的遗体送回山师，让他再最后看看为之奉献一生的校园。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这一生对教育的热爱，那就是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智慧撰稿
